世界语者与反法西斯战争

 

             叶念先


 

         世界语者与法西斯有着深仇大恨

 

世界各国的世界语者大多尊奉世界语的创始人、犹太眼科医生柴门霍夫提出的理想:在世界语的基础上,互相沟通交流思想,各国人民心心相印,共建人类的家乡。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仍然保持着与世界各地的世界语者交往、通信,包括德国和日本的世界语者,他们交流各自反法西斯战争的经验,互相支持鼓励,抒发对和平的渴望。欧洲和德、日的世界语者大都受到法西斯份子的的迫害,包括被德、日法西斯占领的国家的世界语者,他们或者被当作可疑份子,找不到工作,或者被投入监狱,有的人被折磨致死。但是只要活着出来的世界语者大都保持着世界语的理想和信念。

最令人发指的是德国法西斯入侵波兰后对柴门霍夫小女儿利迪亚. 柴门霍夫(Lidia Zamenhof)的残害。利迪娅是大学法律系毕业生,但她大学毕业后因受父亲自由、平等、博爱和世界大同的理想影响,没有去当律师,而是全身心地投入了世界语的宣传普及活动中。她在欧洲各国教授和宣传世界语,由于她杰出的教授和讲演才能,无限的热诚,那时欧洲认识她的世界语者都叫她“女神”。她还把波兰古典文学和宣传仁爱的宗教经典著作翻译成世界语,她的译文是公认的清晰优美,受到广泛的赞赏。1942年柴门霍夫家族的一些人被法西斯抓入集中营。有些非犹太人的世界语者想把利迪娅藏匿起来,但她不愿连累别人,同时她希望永远与她的忠于平等、博爱的家族成员生活在一起。1944年纳粹终于把她和她的姐姐抓进了波兰的特雷布林卡集中营里,没过多久,纳粹就毫不犹豫地把她和她的姐姐推进犹太人死刑室,把她们烧成了灰。当时利迪娅只有39岁。如果她能活到天年,肯定会为世界语和世界上正义的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这是很令人痛心的。

 

            中国世界语者的反法西斯行动

 

1937年日寇发动了卢沟桥事变,开始了全面侵华的狂妄行动,中国人民全面的抗日战争从此开始。此前中国的世界语运动中心在北京和上海,后来北京、上海沦陷。这两地的世界语者都走向全国各地,积极参加抗日活动。有的去了延安,有的去了大后方重庆,有的到了当时一度成为全国政治文化中心的武汉,有的投笔从戎,到抗日前线与日寇直面战斗,他们中有些人壮烈牺牲在战场上。

 

1938年革命圣地延安成立了延安世界语者协会,1939年创办了《延安世界语者》会刊。毛主席还为延安世界语者提了词。他极其明智地教导大家:“以世界语为形式,而载之以真正的国际主义之道,真正的革命之道,那么,世界语是可以学的,是应该学的。”这既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原则,也是今后搞世界语运动的原则,也是对柴门霍夫善良愿望的补充。我们世界语者应该认真理解和尊奉他的这个教导。延安的世界语者对世界语有明确的认识,他们认为:“世界语是全世界被压迫大众和弱小民族间互相联络团结的最好工具,尤其是在目前反法西斯侵略的斗争时期,无论在中国或西班牙,世界语在国际宣传方面都起了重大作用,在国防文化上占有重要地位”。随着抗日战争的深入,延安的世界语者大都奔赴了抗日前线。他们许多人牺牲在战场上,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我们永远怀念他们。

 

1936年张学良将军激愤于他的家乡东北被日寇侵占,还建立了伪“满州国”,此前日本人还炸死了他的父亲。蒋介石对日不抵抗,他发动了西安事变,拘捕了蒋介石,促成了国共合作。1938年在周恩来、郭沫若的领导下成立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三厅文化工作委员会。许多著名的世界语者,如,叶籁士、乐嘉煊、霍应人,包括我父亲叶君健等。他们在1939年创办了世界语国际宣传刊物《中国报道》。在发刊词中他们发表了明确的认识、目的和信心(这是作任何工作都必要的):“中国人民抵抗日本侵略者不仅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世界和平。整个世界同情中国,并渴望得到中国抗战的消息,对世界来说,《中国报道》承担起了这个任务,我们坚信,所有热爱和平的人会同情和帮助中国,携手抗击人类共同的敌人”。

与此同时,1937年,广州的世界语者创办了期刊《走向新阶段》,1938年,方善境和傅壁城等在武汉创办了期刊《东方呼声》,上海世界语协会创办了会刊《社会》并提出“为中国的解放而用世界语”的口号……。当时,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各地世界语者创办了十多种世界语刊物,把中国的抗战文献、鲁迅和抗战作家的作品翻译成世界语。我父亲叶君健就翻译了一本我国抗战作家的短篇小说集,总题目是《新任务》。他在小说集的前言中说:“本书中的几篇小说都是作者在抗日战争的环境中、激发下写出的---作者现在几乎都是战士---他们现在活着、工作着、战斗着”。同时,他们还通过世界语把国外反法西斯文献和文艺作品介绍给国内的世界语者。         那些世界语刊物有着明确的方针和内容:战事走向和国际动态评论,对日寇的作战次数、日寇的伤亡情况、缴获日寇的枪炮弹药等情况的清晰的数字,敌占区人民的抗战情况,中国优待日本俘虏的情况、东北和其它沦陷区军民的抗日斗争情况,国际国内政论,中共领导下的新四军、民兵、游击队等的抗日武装斗争的故事。这些文章对国内外的反法西斯斗争都起到很大的鼓舞作用。

 

到达重庆的世界语者可以说是保存了我国世界语运动的火种。19403月,冯文洛、叶籁士、钟宪民、刘仁、乐嘉锡等受中共中央南方局青年组指导,成立了重庆“世界语函授学社”,前后有2300人通过函授学习了世界语。他们中有些人在新中国成立后都成为我国世界语工作的骨干。函授学社的发起人在生活极其艰苦的情况下,编辑出版了《世界语战时读本》、《世界语文选》、《柴门霍夫传》、《世界语中文大词典》、《世界语分类词典》等,这些编撰为我们至今的世界语学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反法西斯斗争是全世界人民的事业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一开始就与世界各国的反法西斯的仁人志士联系在一起,包括有良知和正义感的日本人和德国人。匈牙利世界语者布劳恩创办了反对日本侵略者的国际世界语杂志《东方快信》,客观地报道着中国人民抗战情况。中国革命者刘仁的日本妻子绿川英子曾经在第三厅的对外广播中对日军做反战宣传。她同时还写文著书表达她的爱憎和反侵略战争的观念。她在世界语期刊《中国怒吼》中撰文说:“我爱日本,因为它是我的祖国,那里有我的双亲,弟兄和姐妹,并有亲戚和朋友以及许多不可忘记的人……我憎恨正在屠杀中国人民的日本军阀。作为一个世界语者和爱好世界文化的我,我愿保卫中国的文化,不为日本强盗所掠夺。同时我是一个女性,人类一份子,也本能地希望和平……我对日本的兄弟姐妹们大声疾呼:不要白流掉你们的鲜血,你们的敌人不是在隔海的这里。”她还清醒、有远见地写过一篇文章《中国抗战的胜利就是东亚的胜利》。韩国世界语者安偶生1939年到重庆参加大韩民国临时外交部组织的抗日救亡运动。他积极向韩国和世界的世界语者介绍鲁迅的作品和中国的抗日斗争。同时也向中国世界语者介绍韩国的抗日斗争和文学作品,他自己也是一位用世界语写作诗歌、小说、散文和通讯的作者。

1939年,我父亲在香港负责编辑“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机关刊物《中国作家》,向全世界介绍中国的抗战文学作品。前后参与其工作的有苏联塔斯社记者罗果夫、美国地下共产党员艾伦、当时波兰裔美国籍的艾泼斯坦。艾泼斯坦还在宋庆龄在香港主持的“中国保卫同盟”中工作。他还与我父亲一起把毛主席的著作《论持久战》和《论新阶段》翻译成英文,发行世界。当时国、共两党中的一些人和国际上一些人对反法西斯战斗旷日持久感到悲观失望,毛主席的这两篇细致深入的分析敌我强弱的本质的文章,给国内和国外的反法西斯人民极大的鼓舞。爱泼斯坦在新中国成立后,回到中国,加入了中国籍和中国共产党,一直作着新中国的对外宣传工作。事实证明,欧洲和亚洲的反法西斯战争都是在各国人民互相支持、互相帮助、结成联盟的情况下取得的胜利。

 

当时的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迫害抗日人士和世界语者。当时积极宣传抗日的世界语者丁克、陈黄光、何子成、许晓轩、许寿真都是在1941年到1949年间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受尽严刑拷打,坚贞不屈,最后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他们牺牲时都只有三十多岁。现在世界上还有霸权主义和强权主义者,他们不时干涉别国内政,入侵一些国家,杀害无辜的百姓,挑起局部战争,洒向人间都是怨。我们在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60周年之际,还应客观、深入地总结它的起因、历程和结局,严防惨绝人寰的噩梦重现。

                                                                             

                                                  2005711  益友学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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